【每週移民快訊】百萬富豪出走英國NonDom又改？｜加拿大首八個月有近1.3萬名留學生申請難民情況令人擔憂？｜日本搶人才溫泉旅館一半員工是外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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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體育要改革．上｜精英化「唯獎是圖」？學者劉永松：成功但要優化
2.【新加坡】新加坡人口突破600萬 按年增2% 非居民人數飆升半成
3.【日本】日本企業外闖亞洲多國搶人才 溫泉旅館一半員工是外勞！
4.【英國】財政部重新考慮工黨計劃取消非居民納稅地位的計劃
5.【英國】倫敦的非英國籍人士問：「我該留下還是離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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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香港】體育要改革．上｜精英化「唯獎是圖」？學者劉永松：成功但要優化
香港代表團三位運動員：張家朗、何詩蓓、江旻憓在巴黎奧運會為香港贏得2金、2銅的優秀成績。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表示，香港體育精英化政策可稱之為成功，相較周邊國家，香港的精英化體育政策能在較少的的人口和資源條件下獲得如此成績，投資成本效益是最高的。但社會亦有不少聲音批評過度精英化帶來的問題，如資源分配過於集中導致精英非精英運動項目/運動員資源差距巨大、底層運動員難出頭、精英家庭才能培養出精英運動員等。劉永松認為競技運動自然以結果論高低，但提醒精英主義導致的過度商業化、「飯圈文化」等損害體育價值的問題。
從「志在參與」到「精英運動」
回顧香港體育精英運動的發展史，香港浸會大學體育、運動及健康學系教授劉永松認為應從1982年銀禧體育中心成立開始算起，因為在此之前，香港沒有足夠的體育資源，運動員、設施、器材、訓練中心都很缺乏，「那時香港對於國際運動舞台的獎牌期望基本上為零，主要是志在參與和提升自我。」但在後來在英聯邦運動會、亞運會等國際賽事多次取得獎牌後，香港開始萌發拿獎的慾望和動力。1996年「風之后」李麗珊在亞特蘭大奧運會上贏得「香港第一金」，突破了44年來「零獎牌」的歷史。
香港運動健兒在各個國際賽事中揮灑汗水的同時，港府亦開始進行一系列體育政策改革，大力推動精英運動發展。1991年，銀禧體育中心更名為香港體育學院（體院），並在1994年與當時負責促進康體活動發展的法定機構香港康體發展局合併，管理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香港回歸後，2002年民政事務局發出《生命在於運動》的體育政策檢討報告，正式訂立精英化、普及化和盛事化的政策目標；2004年，康體局因財政混亂和功能重複問題被解散，體院則代替其成為香港體育精英化的重要一環，負責發掘、培訓及發展具體育潛能的運動員，為運動員提供資源和平台，協助運動員追求卓越，在國際體壇爭取佳績。
政府對體院的投入不可謂不足。1999年，康體局為體院實施的「精英運動員培訓計劃」撥款的9,553萬元。25年過去，政府對體院的撥款額度翻了近十倍，高達9.41億元（2024/25年度）。為了給體院培養精英運動員提供穩定資金來源，政府更於2012年成立「精英運動員發展基金」，當年注資70億元，在2018/19年度再次注資60億元。體院還獲得許多非牟利機構及商業機構，如香港賽馬會、恒生銀行、恒基兆業地產集團的贊助。但近兩年的《財政預算案》都未有提到體育發展，且三年沒有相關專項撥款。劉永松指出，體育運動作為一個產業的概念剛剛興起，而香港始終還是強調金融、地產、股市等行業。
體育精英化的核心繫於「精英資助評核準則」，2001年康體局引入計分制度，目前精英項目和運動員以計分制度、按國際大型賽事成績評定資助水平。（香港01製圖）
資源向精英運動傾斜
現屆奧林匹克運動會於巴黎舉行，中國香港代表團的35名運動員共參與12項運動大項，取得2金、2銅4面獎牌的佳績，不但打破隔屆奧運才有獎牌的定律，而且創造單屆取得雙金的歷史。儘管大會不設獎金，但香港各界提供的獎金可謂全世界最高，以馬會為例，個人金銀銅牌獎金分別為600萬元、300萬元、150萬元，團體金銀銅牌獎金則為1200萬元、600萬元和300萬元，第5至8名個人獎金和團體獎金則分別為37.5萬和75萬港元。有8位健兒獲得這筆合共1762.5萬元，另有商界贊助、獎金、品牌代言、廣告宣傳紛至沓來。
香港體育政策「精英化」方向的目標是：「展示在本地及海外的大型國際體育賽事中的競爭實力。」體院作為培養能有奧運入場資格的「精英運動員」的平台，其推出的「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將旗下運動員根據成績由高到低分為成年隊、精英丙、精英乙、精英乙＋、精英甲、精英甲＋等六種。例如，是次奧運獲得獎牌的張家朗、江旻憓、何詩蓓，可被歸類為「精英甲＋」，每月資助金額達到44,500元。不過，運動員在國際比賽中獲得的名次越低，每月拿到的資助便越少，例如只取得奧運入場資格的運動員（即「精英丙」），每月僅能獲得11,520元資助，而不入圍奧運的運動員每月更是只能拿到7,000元的資助，不及「精英甲+」運動員收入的20%，只佔香港平均月入中位數的40%。
在「精英資助評核準則通用評分表」的計分制度下，運動員的月入要按照賽事等級和獲獎名次排序，運動項目也被分為「精英運動項目」和「非精英運動項目」，前者還細分為「A*級」、「A級」、「B級」精英運動項目。羽毛球、單車、劍擊、游泳、乒乓球和滑浪風帆六個項目因「運動員持續於國際最高級賽事有優秀表現或有機會於奧林匹克運動會獲取獎牌」被評為最高級別的「A*級」。「A級」以上的精英項目享有體院專屬訓練場地和專職教練團隊的專業培訓、教育、運動科學和醫學支援。但在四年的資助期內，若運動項目成績未能達到「精英資助」的標準，運動項目會被降級甚至被踢出於精英計劃之外。
資助模式「唯獎是圖」？
除了自身要是精英運動員，參與的項目也要是精英項目才能獲得更多資源。根據「精英訓練資助評核準則」，被評為「A級」精英項目中的運動員最高可獲得每月44,500元的資助，但「B級」項目每位運動員一年的資助上限僅為19.3萬元，即該類運動員每月最高只可獲得16,120元，一旦項目降級就會面臨削減資助的後果。這種巨大的差距引發社會不少聲音批評「有獎牌先資助，冇獎牌就冇資助」的「精英中選精英」的政策，導致許多非精英項目和新興項目失去資源，甚至使得底層運動員在運動事業上窮其一生也無法登上國際競技舞台，也讓運動員變成「獎牌機器」、讓體育運動成了追功逐利的工具。
劉永松則認為評分機制合理。首先，吃住是香港生活最大開支項，而體院運動員吃住都在學校，底層運動員給予的資助雖然不多，但節儉一點也足夠生活訓練。其次，精英、非精英的運動員及項目定義並非一成不變，而是隨着比賽成績上升下降，「如果永遠不升班、降班，人們就不會有動力獲得更好成績。」劉永松又指，若運動員無法獲得成就，應該檢視自己是否適合做，「就如同學生一級榮譽畢業有獎學金，拿2.2的績點就畢不了業。」
對於劉永松提出的第一點，港協暨奧委會義務秘書長楊祖賜曾因類似言論「他們沒什麼要花錢的地方」、「當一些零用錢」引起社會憤慨。出戰巴黎奧運羽毛球男單項目的李卓耀則表示，許多運動員「過得並不好」，甚至因月薪過低放棄從事運動；他希望改善制度，至少要向最低工資水平靠攏。劍擊代表何瑋桁亦透露，低潮時期要靠家人資助才能參賽。
不過，劉永松始終認為，體育政策的整體邏輯就應該是「有成績再給資源」。他指出，一塊奧運獎牌的總投入達到一兩億港元，若以「平均主義」一視同仁地將資源分予本身就沒有成績的選手，最終可能仍然沒有成績產出。「大家會不會想見到我們花了8億多而沒有獎牌呢?」但他也承認，如今政府對體育的投入連年增長，依然集中絕大部分資源於一處並不理想，應考慮為新興項目或表現較好的「B級」項目及運動員投放更多的資源和幫助。他亦指出，若連精英運動員的待遇都無法得到良好保障，行業將更難吸引有潛力的新生代運動員，香港的大賽水平亦無法有顯著提升，體育發展則會陷入惡性循環。
精英家庭才有精英運動員？
每逢國際賽事，除了比賽勝負，運動員的個人經歷和家庭背景總為觀眾津津樂道。例如是次奧運會香港游泳隊除了一位17歲的小將外，其餘均是有國外留學的經驗的高學歷人才。獲得獎牌的張家朗、何詩蓓、江旻憓家境更是不俗，後兩位甚至可稱之為優越，在家庭經濟實力的支持下，她們得以兼顧學習和訓練，並都取得不俗的成績。參加奧運對她們來說似乎只是錦上添花的興趣愛好，退役後依然享有另一條光明的人生道路。「少年劍神」張家朗家境稱不上優越，但中四輟學專注劍擊也得到父母全力支持，儘管不需要龐大資金支撐，但家庭起碼能夠應付他的的運動訓練和生活開支，以及未來「讀不成書」的可能。
不少網民憤慨：香港不僅運動員要精英， 家庭背景也要精英。然而，劉永松並不以為然。他指出，運動員進入香港隊或獲得運動成就後，會吸引外國名校的招募，並為其提供學費補助或減免，因此許多香港運動員都會選擇國外留學。他又批評這種現象是「惡性的嫉妒恨」，「我們不是要降低家境好的運動員的資源和條件，而是要增加底層運動員的資助。」他認為香港並不乏對出身普通卻有運動興趣和天賦的孩子的培訓機會，他們在學校都能參加體育班，康文署亦有提供價錢低廉的社區康樂體育活動。不過，有市民反映這類課程大多採用「先到先得」的抽籤方式，一般學生一年內無法抽中兩次同區的同類活動班，有的甚至抽幾十次不同課程都抽不中，難以靠其進行長期且持續的體育訓練。
政策成功但要優化
「奧運精英主義」自1896年首屆奧運會起便隨之誕生，從「更快、更高、更強」的奧林匹克格言中可窺見，奧運精英主義即是強調個人突破，不斷超越自我。但如今精英運動員的獎金主要來源國家和商業贊助，例如2023年度網球運動員鄭欽文各類商業贊助收入總數高達5,000萬，谷愛凌參加北京冬奧會那年贊助更是超過一億元。「這麼龐大的商業贊助會令到精英運動變得過度商業化。」劉永松擔心，當商業利益逐漸佔據主導地位，本來的精英運動可能會因為過度的商業化產生變質，例如在職運動員不專注本職，反而是去拍電影、廣告、綜藝，進娛樂圈，在名利場中迷失堅持與出初心。
運動員的個人形象越來越受吹捧。劉永松指出，這能為他們帶來更大的商業價值，出發點本身沒有問題，但其中產生但很多商業利益和操作，讓「明星效應」逐漸演變成了「個人崇拜」甚至「飯圈文化」，導致觀眾經常「踩一捧一」，抹煞運動員的價值。劉永松認為，「不應該讓不健康的商業操作進入運動界，會損害運動員，損害國家，損害運動的發展」，絕對應該批評、打壓甚至取締。他建議營銷應集中於運動員在運動專業上的不同個人特點和優點，宣揚對社會有貢獻和正面意義的行為，提倡大家互相尊重、包容，就如同展現奧運精神的那句話一樣——「如果沒有我的對手，我不會成為一個更好的我。」
劉永松指出，儘管25年內體育學院投資額近十倍的增長，但這對全世界許多地區來說並不是大額預算。「以我們的人口和資源，能夠在亞運、世錦賽、奧運會取得這樣的成績，是相當好的回報。」相較周邊國家，他認為香港的精英化體育政策的投資成本效益是最高的。不停上升的獎牌數量蘊含了香港精神——能吃苦、能進步、能變通，精英運動成為了港人強烈的身分認同。他認為體育精英化從結果來看「一定是成功的」，這個成果是靠行之有效的體育制度以及運動人才的努力拼搏，但不免有許多不完美、需要優化的細節。
2.【新加坡】新加坡人口突破600萬 按年增2% 非居民人數飆升半成
新加坡人口及人才署周二（24日）公布數據，指全國截至6月的總人口突破600萬，按年增加2%。非居民人數飆升半成，而年齡達80歲或以上的公民人數在10年間激增67%。
人口及人才署發布年度報告，公民人口由2023年6月的361萬人，於2024年6月增至364萬人。同期經常居住人口增加1.2%至約54.5萬人。
報告顯示，2%的人口增長主要由非居民人口推動，非居民由2023年6月的177萬人，於2024年6月增至186萬人。
非居民人口當中大多為持有工作簽證的專才，其次為外傭。
新加坡政策研究所高级研究員余國安指，對於大多數全球城市而言，近三分之一人口為非居民，不算是令人震驚的高數字。
再加上新加坡的低技能工人禁止攜家屬入境，因此與倫敦和紐約等城市相比，新加坡的非居民人數已算較少。
至於公民當中，2023年出生和結婚的人數均減少。公民出生人數按年下降5.1%至接近2.9萬人，低於過去5年平均數的3.1萬人。
老年人比例也持續擴大。年滿80歲者從2014年的8.5萬人，在10年內激增67%至14.2萬人。
65歲以上公民佔總人口比例，也由10年前的12.4%升至19.9%。當局估計到了2030年，65歲以上公民比例將升至24.1%。
資料來源：HKET
3.【日本】日本企業外闖亞洲多國搶人才 溫泉旅館一半員工是外勞！
7月，日本酒店旅館業界首次於印尼首都雅加達舉辦招聘會，同類的招募活動也在印尼、斯里蘭卡、菲律賓、越南等地進行，他們希望能透過引入大量的外勞，來解決業界因赴日旅客數量創歷史新高而面臨的嚴重勞動力短缺問題。
引入外勞是否真的能為這個東亞國家，解決長期面臨的勞動力人口不足的問題？
今年3月，赴日旅客人數創單月最高紀錄的308萬人次，較去年同期大增70%，截至5月更連續三個月突破300萬人次大關。旅遊業在日本經濟中發揮越來越重要的作用，該行業已成為該國僅次於汽車業的第二大出口產業。全日本旅館酒店協會主席 Yoshihiro Inoue表示：「酒店業作為未來支持國家經濟的行業，預計將強勁增長。不過，單靠本國人民很難支持這種增長，我們希望透過邀請外國人，來到日本並與我們合作，創造酒店業的未來。」
大阪廣場酒店副董事長菅原慎太郎則希望，透過亞洲人才來緩解「嚴重的勞動力短缺」。他的酒店擁有 30 多名外國工人，他認為這些工人還幫助擴大了尚未到達的國家的客戶群，「我們認為外國工人不僅僅是勞動力，而且正在成為我們的優勢，例如印尼員工可為外國遊客準備清真菜單。」
出生率下降、人口老齡化導致日本必須長期面對嚴重人力短缺課題。隨着勞動年齡人口數量的減少，日本正面臨嚴重的勞動力短缺，尤其是在酒店旅館業。東京研究機構帝國資料庫近期對逾1.1萬家日本公司進行的調查發現，71.1%的旅館業面臨全職員工短缺的問題，遠高於整體行業的51%。
據厚生勞動省稱，截至去年 10 月，日本有逾 200 萬外國工人，是15年前的四倍，佔總勞動人口的3%；其中約 32,000 人（即 1.6%）在酒店業工作。按照目前的引進速度，日本外勞人數到2040年將達591萬，然而這仍然無法填補日本因人口銳減而造成的人力缺口。日本國際協力事業團（JICA）近期的報告顯示，假如2040年的日本想要維持1.24%的增長率，就會面對嚴重的外國工人短缺，數量或高達100萬人。
為此，日本政府已宣布中、長期接納外籍勞工的特定技能制度人數，由今年起的5年間接納最多80萬人，較去年度的預計人數增加兩倍，包括新增的汽車運輸業、鐵路、林業、木材行業等多個領域。日本的特定技能制度於2019年4月設立，目前一共分12個領域、最長可工作5年的「特定技能1號」，以及需要熟練技能、允許攜眷及事實獲永久居留櫂資格的「特定技能2號」。
「已找不到願意在這裏工作的日本人了」
除了酒店旅館業界廣招外勞外，日本三大便利店龍頭工作的外籍員工人數，亦已超過8萬人，約佔整個行業員工總數的10%，且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據一項最新調查顯示，在日本最大便利店連鎖7-ELEVEN，截至今年2月份的統計，外籍店員人數高達約4萬人；其次是Lawson約2.4萬人，FamilyMart約1.8萬人。
這些外籍勞工主要來自中國、越南、尼泊爾等鄰近亞洲國家。其中不乏留學生，他們選擇在便利店打工，一方面是為了賺取生活費，另一方面也希望藉此機會實際鍛鍊日語會話能力。
便利店業界承認，在日本勞動人口锐減的大環境下，外籍員工的到來無疑幫助緩解了他們的用人荒困境。有業界人士表示，若果沒有外籍員工的支援，恐怕將難以維持24小時全年無休的運營模式；還有一些地區店鋪的外籍員工甚至已超過80%。
除了補充人手嚴重不足的窘境，外籍員工還為日本零售業帶來了其他好處。近年來，受日元貶值影響，前來日本觀光的外國旅客人數不斷攀升，這些來自世界各地的員工，使得便利店得以以多語優勢提供更好的服務體驗。
外勞的引入不單對行業有利，還對人口不足的地方提供了重要的勞動人口補充。舉例在群馬縣，對外勞的依賴是顯而易見的。當地許多溫泉設施、餐館、商店和酒店都結業了，一些仍然經營的傳統溫泉旅館，全職員工有一半來自緬甸、尼泊爾或越南等國。有店舖東主坦言：「已經找不到願意在這裏工作的日本人了。」
日元疲軟、懂日語，還有職業前景及定居問題……
日本這個東亞國家依然是亞洲區內一個對外勞具吸引力的國家，其中許多人是為了逃離本國的低工資、政治壓迫或武裝衝突。有緬甸外勞雖然在國內數一數二的大學畢業，卻仍欣然接受日本一家位於中等城市養老院為老人換尿布和洗澡的工作。她坦言：「說實話，我想在日本生活，是因為這裏很安全，我也想給家人寄錢。」
不過，在吸引和留住外國工人方面，日本也面對挑戰。這其中包括日元近期疲軟、懂日語以及在職業前景和居留問題。
為外國人提供就業支持的Mynavi Global發布調查，突顯了近期的「日元疲軟」是日本吸引外來人才的一大絆腳石。該調查指出，在日本工作的外勞中有38.5%擔心日元持續貶值會導致他們的工資銳減。有來自越南的東京麵店侍應表示：「我每天都會查看匯率，日元不斷的貶值，我很擔心寄回越南給家人的錢會越來越少。」
其次是，許多國際學生在日本找到工作的最大障礙是語言。日本不僅沒有為外勞提供有組織的語言培訓，而且在大城市以外，不會說日語的外國人很難與當地政府或學校溝通，遇到醫療緊急情況時，亦很少有醫院工作人員會說日語以外的語言。
還有就是日本對待外勞的方式仍然是模稜兩可的。這主要是因為當地政客不願為外勞創造無限期居留的途徑，尤其是那些從事低技能工作的工人。這導致了一個模糊的法律和支持體系，使外國人難以紮根。根據政府數據，外國出生的工人的工資平均比日本同行低30%左右。由於擔心失去留在日本的權利，工人與僱主的關係往往不穩定，職業前景不明。
有分析認為，日本現行的政策是為「最好在日本只是短期工作的人」設計的，如果這種制度繼續下去，外勞很可能會不再來。這或許會使得該國最終難以與韓國和台灣等鄰近地區以至澳洲和歐洲等更遠地區競爭，這些地方近年也在爭相尋找勞動力。
無論如何，雖然日本就吸引外國人、外勞等方面仍有不少地方需要努力，並檢視及改進目前相關的法規制度；但從日企近期積極走出去招攬亞洲各國人才可見，這個一向抗拒外人的國家，似乎已經清楚知識到國家人口不足和勞動力的問題，並設法作出改變。
資料來源：HK01
4.【英國】財政部重新考慮工黨計劃取消非居民納稅地位的計劃
政部正在重新考慮工黨宣言計劃的部分內容，以加強廢除非居民納稅地位的措施。
這是因為擔心如果富裕的外國人直接離開英國，將會增加多少資金。
「非居民」指的是英國居民的永久居所（或稱居籍）在英國境外。
儘管在預算過程中並未向預算責任辦公室 (Office of Budget Responsibility, OBR) 提出具體政策，但財政部官員承認，取消上屆政府的兩項優惠措施可能無法籌集到他們認為可以籌集到的 10 億英鎊，甚至根本無法籌集到任何資金。
在工黨的宣言中，這10億英鎊被指定用於額外的醫院和牙科預約以及學校早餐俱樂部。
問題在於 Jeremy Hunt 意外地取消「非居籍」計劃時所做的讓步，是為了減少在國外有永久居所的富裕外國人移民的誘因。
更廣泛的廢除計劃所籌集的資金中，約有一半已預測會因這行為改變而流失。
OBR 在三月份對所增加的收入進行了評估，認為其極不確定。
例如，對移民假設的微小變化，可能意味著計劃中的額外收緊計劃只能籌集到很少的資金。
儘管還沒有做出最終決定，但正在考慮對遺產稅適用於信託的決定進行一些淡化或分階段實施，以及明年對引入國外收入的折扣。
財政部堅持，對制度的任何進一步變更都應顯示為了籌集資金，而且一般而言，「非居籍」身份仍將被取消。
何謂「非居籍」？
Non-dom 指的是一個人的稅務身份，與其國籍、公民身份或居民身份無關 – 儘管它可能受到這些因素的影響。
「非居籍」人士只需為他們在英國賺取的金錢繳納英國稅。他們不必為在世界其他地方賺到的錢向英國政府繳稅（除非他們將錢存入英國的銀行帳戶）。
對於富裕的個人而言，如果他們註明一個稅率較低的國家作為自己的居所，就有機會節省大量的稅金，而且是完全合法的。
前首相蘇納克 (Rishi Sunak) 的妻子 Akshata Murty 是最知名的非英國籍人士之一。
在她的身份詳情曝光之後，她表示將開始為她在英國以外的收入繳納英國稅。
資料來源：BBC
https://www.bbc.com/news/articles/c04pe3653k7o
5.【英國】倫敦的非英國籍人士問：「我該留下還是離開？」
英國政府計劃終止海外富豪的稅務優惠待遇，導致百萬富豪另謀他處。
Guillaume Rambourg 是一位雄心勃勃的畢業生，他於 1994 年離開故鄉法國到倫敦生活，追求金融事業。
三十年後，雖然 Rambourg 已經從金融服務業退休，並移居國外一段時間，但他再次與家人住在倫敦。
「現年 53 歲的 Rambourg 說：「住在倫敦讓我感覺很好，這裡是個大熔爐，人們來自許多不同的國家，是個多元文化的城市。「我的五個孩子都在倫敦接受教育，我的大部分朋友都在這裡。我們抱怨天氣不好，但這座城市有許多吸引人的地方。
Rambourg 是英國 74,000 名聲稱擁有「非定居」稅務身份的人士之一：就稅務目的而言，其永久居所位於海外的居民。因此，非戶籍居民只需為他們在英國賺到的錢繳納英國稅，而且只要不匯回英國，他們在海外賺到的錢可以免稅長達 15 年。
多年來，此制度讓個人獲得較低稅率的好處。該制度可追溯至 1799 年，當時引入該制度是為了保護那些擁有海外財產的人免受英國新的戰時稅收的影響。
然而，此制度在那之後一直保留下來，並持續允許居民將其他國家列為他們的稅務居住地。根據華威大學 (Warwick University) 和倫敦政治經濟學院 (LSE) 的研究論文，英國的非英國居民被認為至少有 109 億英鎊的離岸收入和收益在英國是免稅的。
但是，從明年 4 月起，整個稅制將被廢除，這對英國的超級富豪來說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稅務變動之一。財政大臣 Rachel Reeves 預計將在秋季預算案中公佈更多細節。
因此，一些非英國籍人士已經離開英國，其他人也在考慮這樣做。「我認識的很多人都以此為藉口或理由離開英國，」Rambourg 表示。「有些人已經離開了」。
不過，Rambourg 並未因非英國籍制度的改變而卻步。「他辯稱：「這不會成為我離開英國的理由 – 這是我的孩子、家人、朋友和生意所居住的地方。
終止 Non-dom 身份最早由英國前保守黨政府提出，但將根據新當選的工黨政府的宣言提案制定，並於明年生效。工黨表示，其引入的變革將使稅制更加公平，並增加收入以改善國家教育和 NHS。
根據現行規定，非英國居民在英國居住未滿 15 年的，其在海外賺取和保留的收入和收益可獲得全額稅務減免。在收取年費之前，該制度在前七年不收取任何費用。15 年之後，資產將需繳納英國三大稅項 – 所得稅、資本利得稅及遺產稅 – 除非在此之前將資金存放於信託。根據即將卸任的保守黨財政大臣 Jeremy Hunt 所提出的數據，到 2028-2029 年，取消非國籍身份每年可增加 27 億英鎊的收入。
對於會計師事務所 Blick Rothenberg 的執行長 Nimesh Shah 來說，這代表著歷史性的改變。「他說：「自 1800 年代起，我們就以幾乎相同的形式實行非同居者制度。他說：「這種制度存在已久。如果您在國外賺錢並將錢留在國外，您就不用繳稅。但是，舊有的海外收入可以獲得稅務減免的制度正在消失”。
一些金融服務專業人士對前保守黨政府提出的變革表示震驚，因為當時的反對黨工黨最先提出廢除非國籍身份。
「財富管理公司 Quilter Cheviot 的技術專家 David Denton 表示：」讓我們真正感到驚訝的是，保守黨決定大幅撤銷 [non-dom 制度]。財富管理公司 Quilter Cheviot 的技術專家 David Denton 表示：「這讓許多非國籍人士離開的傳言不攻自破。我認識一些在海外擁有物業的富有的非英國籍人士，他們說，「夠了，我要走了」。
“海外收入可獲得稅務減免的舊制度正在消失”Blick Rothenberg 首席執行官 Nimesh Shah
根據該制度的改革建議，抵達英國的人士在開始繳納英國所得稅和資本利得稅之前，可在居住的前四年享受外國收入的稅務減免。
此外，工黨政府表示，信託將不再提供英國繼承稅的永久保護，英國繼承稅的稅率為 40%，這對富裕的非英國籍人士是進一步的打擊。
「信託已經存在了幾個世紀；許多非國籍人士都擁有信託，」Blick Rothenberg 的 Shah 指出。「因此，這將是一個很大的懸崖邊緣」。
RBC Wealth Management 財富規劃資深總監 Nick Ritchie 表示，缺乏繼承稅的保障讓非英國籍制度的大修「更令人震驚」。
他的一些客戶已經因此決定離開英國，不過他指出這些都是超級富豪，他們「與英國沒有那麼多聯繫，擁有多處財產，能夠在短時間內改變」。
然而，Ritchie 的大部分客戶仍處於按兵不動的狀態。對於 non-doms 而言，部分問題在於新制度變革的全部細節尚未公佈。儘管預算案可能會提供更多清晰度，但政府並未表示這是否會導致立法草案的出現。
「Ritchie 談到他所關注的客戶時表示：「他們認識到這些改變將會對他們的全球資產基礎徵稅方式造成劇變，但在缺乏具體政策的情況下，他們更多的是在做情景規劃。
Stuart Adam 是財政研究學院 (Institute for Fiscal Studies) 的資深經濟學家，他解釋說，政府必須在兩者之間取得微妙的平衡，即「不要向人們徵收太多稅款，以免他們帶著稅款離開或不來英國……，同時也要從那些留下來的人身上獲得更多收入」。
他認為，政策辯論的重點在於工黨的計劃是否「將平衡過度推向某個方向，並冒著人口外流或下一代不來的風險」。這也涉及到公平性的問題，例如英國是否應該向那些在國外積累財富後死於英國的人徵收遺產稅。
“他們意識到這些變化對於他們的全球資產基礎的徵稅方式將產生巨大影響。”RBC 財富管理財富規劃資深總監 Nick Ritchie
Adam 也認為新方法中存在一些「怪現象」。例如，允許人們在最初四年內居住在英國，免繳外國資產稅，但不允許他們免繳英國財富稅，這可能會打擊他們將資金帶進英國並在英國投資的意願。
四年的時限也可能意味著非英國人在英國只停留很短的時間，不利於經濟活動。Blick Rothenberg 的 Shah 表示：「目前，[該制度] 鼓勵人們停留 15 年，」「但四年可能會讓英國變得更加瞬息萬變」。
他警告說，這樣的制度可能會阻止人們定居。「他解釋說：「我認為這會讓經濟損失更多，因為財富、投資和企業都不會來這裡。「四年的時間太短了，而且由於 40% 的稅率非常高，IHT 的懸崖邊緣也是一個阻礙因素。
RBC 的 Ritchie 表示，雖然某些非本土人士可能會留下，例如那些有家庭和子女在學校就讀的人，但有一群科技創業者「工黨需要深思熟慮」。他認為政府需要鼓勵「這些人進來，創造就業機會與財富」。
對於那些已經決定離開的人來說，歐洲和中東的一些國家正逐漸成為熱門目的地。Ritchie 舉出了意大利、瑞士、法國、葡萄牙和阿聯酋。「他說：「這些國家都能滿足安全、氣候、生活方式和稅務方面的需求。「他說：「如果你能做到這一點，就能證明你對高淨值個人的吸引力。
儘管如此，即使其中一些司法管轄區最近也收緊了稅制。舉例來說，義大利在八月決定將新居民的海外收入固定年稅提高一倍至 20 萬歐元。葡萄牙則於去年結束非居民計畫，並推出新制度，不再適用於從退休金獲得收入的個人。
居留和公民身份諮詢公司 Henley & Partners 的中東地區主管 Philippe Amarante 表示，「迪拜在吸引非本土人士方面真的是大放異彩」。他指出，這主要是因為其 「吸引人 」的稅制（個人無需繳納所得稅或資本利得稅）、生活方式以及 「親商情緒」。
9,500顧問公司 Henley & Partners 認為今年將離開英國的百萬富翁人數
根據 Henley & Partners 的研究，總體而言，這些英國非國籍富豪的出走可能導致今年英國「史無前例」地淨流失 9,500 名百萬富豪，是去年出走人數的兩倍多，僅次於離開中國的人數。政府研究所 (Institute for Government) 智庫的首席執行官 Hannah White 博士指出，這次整體外流的部分原因可歸咎於「不受歡迎的政策決定」，例如終止非主業稅制。
Rambourg 明確表示，他不會是今年逃離英國的百萬富翁之一，但他也為未來的出走敞開了大門。「我仍然是法國人，也許我最終會回去。
「但我認為繳稅是一種責任 – 我不會因為稅務設定而選擇我要居住的國家。有一些真正的非英國籍人士，他們並不為稅務所困擾，儘管稅務優惠消失了，他們仍打算留在英國”。
資料來源：Finance Time
https://www.ft.com/content/17b4f62b-4c99-4da5-a16e-2333be67ff58
6.【英國】英國牛津等大學陷財困 本地生學費或5年內加至約11萬
英國媒體報道指出，工黨政府有意調整大學的學費，終止自2017年後的凍結，改為跟隨通脹率調整，未來5年將最多增長至約1.1萬英鎊（約10.9萬港元）。不過，工黨亦會恢復保守黨時期廢除的3,500英鎊生活津貼（約3.6萬港元）。
政府消息人士透露，現行大學學費制度不可持續，需要上調收費，但同時將重新推出生活津貼幫助有需要學生。英國大學學費於2017年起凍結，新方案預計將在未來5年上調13.5%。
教育大臣方佩芝（Bridget Phillipson）曾警告，現時英國大學的9,250英鎊（約9.6萬港元）學費價值已被「侵蝕」，直言學費多年未調整。她批評英國大學學費制度「全球最差」，希望盡快改善。
英國大學團體「英國大學」（Universities UK，UUK）早前指出，政府資助及撥款已追不上生活成本增長，導致眾多大學出現財赤。UUK指如果教學投資可追貼通脹，一個大學生的資金將需1.2萬至1.3萬英鎊（約12.5萬至13.5萬港元）。
教育部發言人表示，堅信來自任何背景的年輕學生理應獲得在大學就讀的機會，因此希望創造一個有力支援全體學生的可持續高等教育資金系統，擴大年輕人的機會，並讓全球領先的英國大學繼續保持出色表現。發言人表示，工黨政府致力評估高等教育資金系統，為英國經濟﹑大學及學生作出貢獻，未來將公布更多詳情。
資料來源：HKET
https://inews.hket.com/article/3834499/%E8%8B%B1%E5%9C%8B%E5%A4%A7%E5%AD%B8%EF%BD%9C%E5%AD%B8%E8%B2%BB%E6%96%99%E6%94%B9%E8%B7%9F%E9%80%9A%E8%84%B9%E8%AA%BF%E6%95%B4%20%E6%88%96%E5%A2%9E%E8%87%B3%E9%80%BE10%E8%90%AC?mtc=20042
7.【荷蘭】梵高博物館建築超負荷 2028年將閉館大規模整修
位於荷蘭阿姆斯特丹的梵高博物館（Van Gogh Museum）近期宣佈，為了防止人數過多帶來的擁擠問題，並且為了保護建築物，他們將每日的參觀人數限制在 5,000 人以內，如果你有安排參觀博物館的行程，務必留意此資訊並進行預約。
梵高博物館最初設計時，預期每年只能接待 6 萬名遊客，但 2019 年疫情前，一年參觀人數已經高達 210 萬人，遠超建築物的負荷。由於長期以來承受過多的人流壓力，博物館將在 2028 年開始進行大規模整修，具體閉館日期待官方公佈。
資料來源：TatlerTaiwan
https://www.instagram.com/p/DANaO3fzwYY/?utm_source=ig_web_copy_link&igsh=MzRlODBiNWFlZA==
8.【葡萄牙】里斯本是歐洲第三大建造酒店最多的城市
在歐洲在建酒店最多的城市中，葡萄牙首都僅次於倫敦和伊斯坦布爾。
到 2026 年，預計將有 1680 家酒店在歐洲多個城市開業。里斯本是在建新酒店數量最多的城市之一。
根據Lodging Econometrics 公司 8 月份發佈的《歐洲酒店建設管道趨勢報告》，到 2026 年，葡萄牙首都里斯本將成為歐洲在建酒店數量第三多的城市，將有 36 個項目和 4425 間客房。
此外，葡萄牙也很突出，是未來兩年在建酒店最多的第五個歐洲國家（114 個項目，14247 間客房），僅次於英國（306 個項目/43515 間客房）、德國（178 個項目/28637 間客房）、法國（120 個項目/12831 間客房）和土耳其（117 個項目/17856 間客房）。
報告預計，到 2026 年，歐洲將新建 1680 家酒店，提供近 25 萬間客房，延續今年的增長軌跡。”報告進一步指出：”歐洲的大多數在建項目都集中在高級豪華、豪華和中高檔連鎖酒店領域。
資料來源：The Portugal News
9.【加拿大】國際學生獲簽證後申請庇護大增 移民部長稱情況令人擔憂
聯邦移民部長米勒(Marc Miller)表示，越來越多的國際學生在獲得學生簽證後申請庇護，以便留在加拿大，並稱這是一個「令人擔憂的趨勢」。
據Global News報道，米勒在周日受訪時表示，這些申請庇護者正在利用國際學生計劃作為「進入加拿大的後門」，通常是為了降低學費，大學和專上學院必須改善篩選並監控做法以清除不良行為者。
他說移民部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並建議尋求對該計劃的進一步改革。
巴基斯坦男子沙澤布罕(Muhammad Shahzeb Khan)涉嫌策劃針對紐約市猶太人的恐怖攻擊而被捕，米勒被問及沙澤布罕是否在2023年以學生簽證進入加拿大後申請庇護時，他說他無法對此案件發表評論，因為該案已提交法庭審理。
但隨後被問到總共有多少國際學生申請庇護時，米勒表示：「人數正在增加，坦率地說，考慮來到這個國家的人數，理論上他們有足夠的經濟能力來生活和支付學費，這是加拿大人需要負擔的4倍。」
他說：「我們發現這種情況經常發生在他們來到這裡的第一年……通常出於比其他人更不正當的原因，特別是為了將學費降低到與加拿大人的水平。那裡有一些機會主義被利用。」
加拿大統計局表示，加拿大研究生和本科生每年平均支付7,300至7,600加元的學費，而國際研究生去年支付的學費超過23,000加元。對於國際本科生來說，每年的金額超過40,000元。
聯邦政府上周宣布，加拿大發放的國際學生許可證數量將比先前的錄取水準減少35%，2025年新增國際學生學習許可證數量將比2024年485,000人的目標減少10%。
聯邦對此設定上限的目的是在人口爆炸增長，以及住房和公共服務緊張的情況下，將加拿大臨時居民人數從佔總人口的6.5%減少到5%。
資料來源：加拿大星島
10.【加拿大】今年首八個月有近1.3萬名留學生申請難民 杜魯多有何回應？
加拿大移民、難民和公民部（IRCC）的數據顯示，今年首8個月已有近1.3萬名國際學生在加拿大申請難民庇護。
在1月1日至8月31日期間，加拿大共收到119,835份難民申請。該部門的數據顯示，其中12,915人是持有學習簽證(11,605人)或學習許可延期(1,310人)的申請人。
《環球新聞》要求移民部將這一數據與2015-16年的學習許可申請人的數據進行比較，但官員們表示，他們需要更多時間來提供這些數據。
該發言人說：「這可能需要最多 10 個工作日才能獲得。」
據《環球郵報》今年4月的一份報道顯示，2018年的申請人數為1515人，增幅達 600%。
目前，今年申請庇護人數最多的是8月份，共有1785名持有學生簽證或學習許可延期的學生在加拿大申請難民身份。
加拿大總理杜魯多周二表示，加拿大有道義上的義務為逃離暴力和迫害的人們提供庇護，但也需要確保該系統不會被濫用。
杜魯多在聯合國對記者表示：「我們有能力做到這一點，意味着我們需要適當地確定誰最需要幫助，誰是真正的尋求庇護者，而其他利用庇護途徑作為獲得加拿大永久居留權或公民身份捷徑的人，我們需要繼續反擊。」
此前，移民部長米勒在接受《環球新聞》採訪時表示，越來越多獲得學生簽證入境的國際學生申請庇護以留在加拿大，並稱這是一種令人擔憂的趨勢。他表示移民部正在研究這個問題，並建議對該計劃進行進一步改革。
資料來源：加拿大星島
11.【澳洲】Matilda Migration獲得100萬美元資金用於自動化簽證流程
Matilda Migration的聯合創始人Damian Png和Niamh Mooney表示，澳洲的簽證申請流程正處於被顛覆的時機。Afterwork Ventures、Wollemi Capital、EverywhereVC、Co-ventures和Startmate等公司均表示同意。
每年有三百萬份簽證申請提交給澳大利亞政府。申請人表示，批准過程冗長、複雜且不透明。
這是澳洲科技企業家Niamh Mooney和Damian Png認為他們可以利用人工智能和自動化來解決的問題。
「簽證申請是高度行政化的，」曾在成為公司創始人之前擔任律師的Mooney表示。
伴侶簽證可能需要 50 多項證據，目前都是以人工方式收集和記錄。雇主贊助簽證則是透過電子郵件處理，由申請人和贊助人完成大部分的工作”。
Mooney 出生在愛爾蘭，兩歲時隨父母來到澳洲。2020 年，她離開法律行業，創辦了與 Eucalyptus 相關的皮膚護理遠距醫療診所 Software。為了她的新創企業 Matilda Migration，Mooney 與墨爾本同業創業家 Damian Png 合作。他也有澳洲移民體系的經驗，並在 2019 年創立 Hearables 3D，旗下也有一家創業公司。
「Damian 在之前的工作中曾經擔任過一位團隊成員的保薦人，他對於這個過程的古老程度感到驚訝，」Mooney 說道。
「直到我們開始進行盡職調查，訪問了數百個移民和移民代理，我們才意識到問題的嚴重性。她說，”那是真正的靈光一閃，觸發我們徹底投入。
他們決定的解決方案是使用 AI 來創新這個繁瑣的流程。
「Png 說：「移民是一個傳統、受嚴格管制的市場，幾十年來幾乎沒有任何創新。「我們看到了引入現代技術工具和優質服務標準，從而顛覆這個停滯不前的行業的重大機遇」。
Matilda 平台
顛覆這個停滯不前的行業的機會吸引了澳洲風險投資界一些大公司的資金。Matilda 本週宣佈了一輪 100 萬澳元的預孵化資金，由 AfterWork Ventures 領投，共同投資方包括 EverywhereVC、Co-ventures、Startmate 以及 Robyn Denholm 的 Wollemi Capital。
「應用新興科技並利用人工智慧的力量來降低行政負擔，讓各方在整個過程中都能專注於最重要的事情，紓緩壓力與複雜性，」Wollemi 在談到這項投資時表示。
「我們專注於支持那些以創造正面影響為使命，並以嶄新、獨特的方式應用科技的創辦人 – 我們知道這正是 Niamh 和 Damian 的目標。」
Michael Batko 是澳洲最成功的創業加速器 Startmate 的執行長，也是 Matilda 的投資人，他與該公司所解決的問題有著切身的關係。他看到了技術平台的巨大商機。
「Matilda 會改變澳洲的遊戲規則。Batko告訴福布斯澳大利亞版：”Matilda改變了澳大利亞的遊戲規則。
Batko 告訴福布斯澳洲：「澳洲吸引全球各地的優秀人才，但申請過程卻昂貴耗時，讓數以千計的人卻步。Matilda 將會從根本上改變澳洲的未來。
「這是一個充滿剝削和低效率的行業。對許多移民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澳洲品牌」”。
Matilda Migration共同創辦人
創辦人表示，改善簽證申請流程也將改進澳洲的國際聲譽。
「這是一個充滿剝削和低效率的行業。對許多移民來說，這是他們第一次接觸「澳洲品牌」。對於許多移民而言，這是他們第一次體驗到 「澳洲品牌」。「該公司的聲明指出，」這會阻礙技術人才移居，也是企業和政府最關心的問題，因為企業和政府招募人才是為了填補技術短薪，並滿足較長期的策略需求。
我們的願景是利用 AI 讓申請簽證的過程更簡化、更有效率，而不會讓人類完全脫離這個過程。
「Mooney 表示：「我們永遠不會完全取代移民代理或律師。「Matilda 將會提供兩種服務：直接的客戶可使用自助服務，而需要的客戶則可獲得專家提供的高觸感指導。
資料來源：Forbes
